周青云沉默良久，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财政同样捉襟见肘，必须自己想办法解决，才能渡过这个难关。

他忽然想起之前国民政府在全国推行的国难薪运动，号召公职人员自愿捐献部分薪水支援抗战，或许这是一条可行之路。

经过几天的深思熟虑，周青云召开了四省边政会，讨论国难薪的实行问题。

“当前国难当头，军队要打仗，难民要救济，财政缺口巨大，我们唯有自掏腰包，共赴国难。” 周青云的声音沉稳而坚定，“我的计划是，所有公务系统人员、军官、公立企业员工，每月现金薪水超过 50 大洋的部分，扣除一半充入战区财政，用于补充军费。但有一点必须明确，仅扣除现金薪水，其他物质收入和伤亡抚恤一律不得扣除，不能让将士们和公职人员寒了心。”

与会的官员们纷纷议论起来，有人表示支持，认为这是缓解财政压力的有效办法；也有人面露犹豫，担心此举会引起不满。

周青云知道，这个计划能否顺利推行，关键在于能否得到各方的支持。

他没想到的是，最先站出来响应的，竟是四省边地的文人学者们，而他们的提议，却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期。

当时，随着多所高校西迁，沈从文、马寅初、梁思成、林徽因、王灿芝、曾宝荪等一批知名学者齐聚辰溪。

沈从文时任四省边地教育厅厅长，他亲眼目睹了难民儿童无学可上、流离失所的惨状，内心备受触动。

马寅初则刚刚接受周青云的聘请，担任四省边地政务的政务委员，主管经济、财政、教育。这位留洋归来的经济学泰斗，深知财政对于抗战的重要性，更心系民生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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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周青云的扣薪计划后，沈从文第一时间找到了马寅初、梁思成等人商议，“周司令的初衷是好的，但扣除 50 大洋以上部分的一半，对于缓解财政压力来说，恐怕杯水车薪。”

沈从文说道，“而且，四省边地的公务系统实行完善的物质配给制度，许多官员和教师都分配了土地，并不完全依赖现金收入维持生活。我们这些读书人，在国难之际，更应挺身而出，多尽一份力。”

马寅初深表赞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拿着薪水，理应比普通百姓承担更多的责任。我提议，所有公职人员和教师，扣除全部现金薪水的一半充入财政，但这笔钱不能全部用于军费，必须拿出一部分专门补贴教育和救济灾民，帮助那些失学的儿童重新走进课堂。”

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也积极响应，“我们夫妇愿意将薪水的一半捐献出来，支持教育事业。” 林徽因的声音温柔却坚定，“孩子们是国家的未来，不能让他们在战乱中失去受教育的机会。”

在沈从文、马寅初等人的带动下，四省边地的文人学者们纷纷签名响应，“先生派”的影响不同凡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