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不仅提出了自己的扣薪方案，还身体力行，率先将 4 月份的一半现金薪水捐了出来，专门用于购买课本、文具和救济粮。“先生派” 的举动很快传遍了四省边地，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四省边地的本土派官员们深受触动。这些官员大多土生土长，深知本地百姓的疾苦，看到 “先生派” 以身作则，他们也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方案。

常德县县长胡海站出来表示：“先生们尚且如此，我们这些地方官更不能落后。我提议，公务系统人员每月现金薪水超过 20 大洋的部分，扣除一半充入财政，但其中一半要用来补贴四省边地的本地穷人，他们同样在战乱中深受其害。”

这一提议得到了川东、黔东等地本土官员的支持。

他们认为，涌入的难民需要救济，但本地百姓的生活也同样艰难，不能厚此薄彼。

与此同时，军方也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17集团军司令周承锦，向周青云请愿：“维新，前线将士浴血奋战，弹药、粮食短缺，急需补充。我们军方完全同意扣除薪水，但希望扣除的款项能够全部用来补贴军费，多买一颗子弹，多一袋粮食，就能多杀一个鬼子，守住我们的防线。”

各方的诉求各不相同，甚至存在一定的分歧。

“先生派” 坚持要将部分款项用于教育和灾民救济，本土派官员强调要兼顾本地穷人，军方则一心扑在军费上。一时间，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让扣薪计划的推行陷入了僵局。

周青云意识到，必须进行调解，找到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点。

这几天的时间，他先后多次召集 “先生派” 代表、本土派官员和军方将领举行座谈会，充分听取各方的意见和诉求。

在座谈会上，周青云耐心地解释道：“抗战是大局，军费固然重要，但教育是根本，民生是基础。没有教育，国家就没有未来；没有民生，社会就难以稳定。我们必须统筹兼顾，既要保障前线的军需，也要照顾到后方的教育和民生。”

经过多轮协商，各方终于达成了共识。

1939 年2月9日，周青云正式发布命令，确定扣薪措施从 3 月 1 日起实行：所有公务系统人员、军官、公立企业员工，每月现金薪水超过 20 银元的部分，扣除一半充入战区财政；这笔资金按照 6:2:2 的比例进行分配，其中 60% 用于军费开支，保障前线部队的弹药、粮食和补给；20% 充入教育经费，用于补贴学校运营、购买教学物资和帮助难民儿童上学；20% 专门用于救济涌入四省边地的灾民，发放救济粮、搭建临时住所和提供医疗救助。

对于四省边地的本地穷人，则从武陵百货公司的利润中拿出一部分资金，由武陵百货通过各地分店和当地政府，向他们发放粮食和其他生活物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