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会战的硝烟渐渐散去，这场大会战，中国军队以巨大的牺牲阻滞了日军的进攻势头，但终究未能守住武汉三镇。

重庆作为国民政府的陪都，成为日军下一步进攻的重点目标，一旦长江防线崩溃，日军沿江西进，四川将无险可守，抗战的根基也将被动摇。此时，重新构建长江上游的防御体系，成为国民政府亟待解决的战略难题。

经过军事委员会多轮磋商，一个清晰的战略构想逐渐成型：必须设立一个专门的战区，依托长江三峡的天险和武陵山脉的地理屏障，构建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将日军阻挡在鄂西、湘西之外，确保四川大后方的安全。

1939 年 1 月23，国民政府正式发布命令，复设第六战区，与首次成立时不同，此次战区的管辖区域彻底转向华中西南侧，形成了以鄂西为核心，辐射湘西、川东、黔东的防御格局。

第六战区于 1937 年 9 月 17 日首次成立，军事委员会划津浦路北段为第六战区，以冯玉祥为司令长官，但因遭到西北军将领反对，战区迟迟未能筹建。

重新设立的第六战区，主要任务保护陪都和西南大后方。

具体来看，湖北省西部的宜昌、恩施、江陵等地，扼守长江上游咽喉，是防线的核心地带；湖南省西部的常德、沅陵一带，依托武陵山脉，可侧击日军西进之路；四川省东部的万县、奉节等地，紧邻三峡，是后方补给的重要枢纽；而贵州省东部的铜仁、玉屏等地，则构成了防线的西南侧翼，防止日军从侧翼迂回包抄。

这一战略定位的核心，在于 “以地形换空间，以防御拖时间”。长江三峡两岸峭壁林立，江面狭窄，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和大型舰艇难以展开，中国军队可凭借地势设置炮台、挖掘战壕，形成层层阻击；武陵山脉峰峦叠嶂、森林密布，不利于日军的快速推进，却适合开展游击战和阵地战，能够有效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

用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何应钦的话说：“第六战区是重庆的东大门，三峡是大门上的铁锁，武陵山是大门外的屏障，守住这里，抗战就有了喘息之机。”

战区复设后，将领任命成为重中之重。国民政府经过慎重考虑，任命周青云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因为第六战区大部份都在四省边地管辖地，只能选择周青云。

同时，吴奇伟调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长江上游江防军总司令，驻鄂西秭归县江北地区；吴奇伟是粤军将军，在淞沪会战、武汉会战中屡立战功，作战勇猛且富有谋略。

郭忏则被任命为六战区参谋长，他毕业于保定军校，浙江诸暨人，是陈诚土木系的重要将领。

第六战区的任命，体现了各方的政治平衡结果；同时，因为周青云的坚持，第六战区的复设比历史早了近9个月。

1939 年2月初，从恩施第六战区司令部回到辰溪的周青云，遇到头疼的事情。

在四省边政会主席办公室中，看到胡善恒送来的财政报表，周青云，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

报表上的数字触目惊心：每月的军事开支和难民救济所需早已超支，每个月缺口高达300多万。

胡善恒站在一旁，面露难色地说道：“主席，再这样下去，我们财务状况会崩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