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天气开始变热，，一份来自伦敦的加密电报被紧急送到周青云案头。

当 “青霉素配方已谈妥，弗莱明愿赴辰溪三年” 的内容映入眼帘时，这位刚从淞沪战场抽身的少帅，指尖竟难得地泛起一丝颤抖 —— 他清楚，这纸协议或许比10万大军更能改变乱世中的民生与战局。

彼时的中国，战乱与瘟疫如影随形。

周青云之前在上海抗战中亲眼目睹，很多士兵因伤口感染化脓，从轻伤拖成重症，轻则截肢，重则在痛苦中离世。

此时的中国，一场普通的肺炎就能夺走人的生命。磺胺类药物虽已传入，但价格高昂且耐药性渐显，远不能满足四省边地的需求。

早在 1931 年底，周青云就派人去英国伦敦寻找弗莱明。

当时的弗莱明，正深陷研究困境。这位圣玛丽医院的细菌学教授，之前偶然发现培养皿中霉菌的杀菌作用后，虽将其命名为青霉素，却卡在了提纯环节 —— 粗制的霉菌分泌物纯度极低，无法用于临床；加上磺胺类药物的兴起，英国医药界普遍认为青霉素 “实用价值有限”，连圣玛丽医院也缩减了他的研究经费。

1931 年冬天，当周青云派去的代表找到弗莱明时，这位教授的实验室里，装着霉菌培养皿的架子上甚至落了层薄灰。

谈判并非一帆风顺。周青云的代表起初提出购买配方时，弗莱明直言拒绝：“这是科学发现，不是商品。”

但当周青云的代表拿出支票，承诺提供每年 5 万英镑的研究经费、在辰溪建立专用实验室，还允许他带两名助手一同前往时，弗莱明动摇了 —— 他太清楚，没有资金支持，自己的研究终将埋没在故纸堆里。

1932 年 5 月底，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合计 20 万英镑，先支付 5 万英镑作为启动资金，剩余款项分三年付清；弗莱明需在辰溪花3年指导建立青霉素生产线，帮助培养本土技术人员，同时继续推进提纯研究。

消息传回辰溪，周青云立刻下令在辰溪的军营旁建为无菌实验室，从辰溪医院抽调十名医护人员赴英学习，还特意从美国订购了当时最先进的离心分离设备；同时，对无菌实验室派驻一个营，进行军事化保密管理。

没人知道，这份协议背后，周青云承受着多大压力。彼时四省边地刚经历上海抗战的物资消耗和伤亡抚恤，财政并不宽裕，20 万英镑已经很多了。

6 月初清晨，湘西秀山县城外的梅江岸边，薄雾尚未散尽，一座占地百亩的厂区已热闹起来，这便是即将投入生产的秀山制糖厂。

上午九时许，周青云身着深灰色中山装，带着政务委员会的几名官员与当地乡绅代表，沿着新修的碎石路走向厂区大门。

道路两侧，手持五彩纸花的工人与农户代表整齐列队，孩童们举着 “兴实业、惠民生” 的木牌，清脆的欢呼声在河谷间回荡。

剪彩仪式上，周青云接过厂长黄齐振递来的鎏金剪刀，目光扫过厂区内高耸的烟囱与排列整齐的美国进口制糖设备，语气坚定地对在场众人说：“这不仅是一座制糖厂，更是咱们边地百姓的‘粮袋子’，也是战争时期的‘能量库’。”

黄齐振是麻阳人，之前和人合作在广西桂林合作建制糖厂，可惜被当地人挤兑倒闭了；后来周青云经人介绍和担保认识了他，做了调查后发现人品和能力不错，任命他担任秀山制糖厂的厂长，管理工厂的生产运输；工厂的财务由财政厅流动财务科派人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