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中旬，民生公司“民权”轮拉响汽笛，缓缓驶离上海十六铺码头。

甲板上挤满了人，大部分是穿着崭新粗布工装、眼神里带着离乡惘然与对新生活的希冀的年轻人，他们是第一批西行的“良家子”工徒。

徐石头挤在船舷边，看着渐渐远去的外滩高楼。

他十八岁，在闸北做工，老家是苏北盐城，家里地少人多，春蕾招生他笔试差了两分落选，本以为没戏了准备继续做又苦又累的装卸工，却接到了这份“长期工”的邀请。

他话不多，身材精瘦结实，像块沉默的礁石，眼神却很稳，看东西时习惯微微眯起，像是在估量距离和力度，离家时，他只对爹娘说了一句：“管吃住，有饷拿，我去了。”

和他挨着的是孙二嘎子，同乡来上海打工的，十七岁，性子却活泛得像只猴，他落选是因为算学题全错，但体检时单手撂倒了一个想插队的痞子，被负责登记的人多看了两眼。

此刻他正伸长脖子东张西望，嘴里啧啧有声：“乖乖，这船可真大！比咱村口的河沟子都宽！石头，你说到了地方，真能顿顿吃饱饭？还有饷钱？不会是糊弄人的吧？”

徐石头没吭声，只紧了紧肩上不算沉的包袱——里面是两身换洗衣服和他娘塞的几块烙饼。

他心里也揣着疑惑，但合同上按了手印，带队的“赵把头”看着严肃却不凶恶，这一路还发了干粮，他选择先看看。

领队的“赵把头”名叫赵青山，四十岁上下，脸上有道疤，话少，眼神扫过时让人不敢嬉闹，他此刻站在稍高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开：

“都听好！这一路，守规矩，不许生事！到了地方，凭力气和听话吃饭！谁要是犯浑，别怪我不讲情面！”

孙二嘎子缩了缩脖子。

几乎在同一时间，平沪线火车载着另一批年轻人奔向相反的方向，他们是“春蕾计划”的录取生，目的地是北平等地的集合点，再统一转赴西部技校。

车厢里气氛热烈得多，多是些读过几年书、通过考试的少年人，彼此交流着对未来的憧憬，话题围绕着“机器”、“化学”、“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