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最关键的，”小林盯着千代子的眼睛，“是要让文章看起来像是日军士兵自己写的——一个匿名老兵的忏悔录。

不能有中国共产党的痕迹，更不能有重庆方面的痕迹。它必须是从日军内部自然‘生长’出来的。”

千代子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一旦被发现，传播者会被作为“叛国者”处以极刑。

但她想起贾玉振书房里那个消瘦的背影，想起手稿上那句“真希望我这破败的一生，只是那黄粱一梦”，点了点头。

“我去延安，”她说，“反战同盟总部需要这篇文章的原稿和翻译指导。而且……我想见见更多像你一样的人。”

现在，她正在去往延安的路上。

山路越来越陡，呼吸间满是松针和泥土的腥气。背篓里的油纸包随着步伐轻轻晃动，发出沙沙的声响，像一种微弱的、固执的耳语。

六月初，延安，宝塔山下的一孔窑洞里。

油印机的滚筒正有节奏地转动着，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

空气中弥漫着油墨刺鼻的气味。几个穿着灰色军装、戴着袖套的年轻人在昏黄的油灯下忙碌着：一个在检字，一个在滚墨，一个在翻页，动作熟练而安静。

窑洞深处，千代子和小林宽敏，以及反战同盟负责人杉本一夫（原名前田光繁）正围坐在一张旧木桌旁。

桌上摊开着《昭和五分钱》的日文定稿，还有几张刚刚印出来的样张。

样张只有巴掌大小，用的是边区自制的粗糙黄纸。

标题《ある老兵の手记——五銭铜货の重み》（一个老兵的手记——五分钱铜币的重量）用细密的仿宋体印刷，正文则用了更小的字号，密密麻麻，像一片沉默的蚁群。

“字号不能再小了，”负责印刷的小赵抬起头，推了推眼镜，“再小就看不清了。但这样的话，一篇完整的文章需要四张纸，折叠后可以塞进香烟盒。”

杉本一夫——一个四十多岁、面容坚毅的日本人——拿起样张，眯起眼睛仔细查看。

他曾是日军军官，1939年被俘后经过长期学习，成为反战同盟的核心骨干。他的手指抚过“特攻丸”“突击锭”“慰安妇”这些词，久久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