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卢作孚的通话持续了将近二十分钟。电话那头，卢作孚的声音带着长途电话特有的电流杂音，但语气中的务实与谨慎清晰可辨。

“嘉树兄，南京方面，架子是搭起来了，但各方人马都在争位置、划地盘，经济政策更是众说纷纭。”卢作孚顿了顿，“不过，稳定市场、发展交通是共识。我民生公司计划借机申请开辟几条新航线，若能得准，运力可增三成。只是，这批复公文，怕是要在几个衙门之间转上许久。”

陈嘉树安静地听着，手指在桌面上无意识地画着长江的轮廓。南京新政府效率低下、人浮于事的情况，在他的预料之中。

“作孚兄，新航线的事，你尽管去推动，需要打点打点的地方，我这里可以支持。”陈嘉树表态，“另外，明远机械厂这边，产能有所提升，除了保障川渝订单，也在寻找新的市场。南京那边，或者长江中下游，可有合适的机会？”

“机会自然有。”卢作孚回答得很肯定，“战后重建，百业待兴，各处都缺机器设备。只是，这生意牵扯到地方势力、帮会码头，比川渝更要复杂几分。嘉树兄若有意，我可代为引荐几位两湖、江西的商会朋友，他们路子广，但……”他话未说尽，意思却明白，与这些人打交道，需格外小心。

“我明白。”陈嘉树道，“有作孚兄引路，我便放心许多。具体事宜，等我这边安排妥当，再与你详谈。”

挂断电话，陈嘉树站在地图前，目光在南京、武汉、上海之间逡巡。

卢作孚提供的信息印证了他的判断，南京政府短期内难以形成高效统一的治理，这既是风险，也为像他这样的实力派提供了纵横捭阖的空间。长江中下游的市场，他必须要进去。

然而，上海的暗流从未停息。周世昌带来了伊藤信介那个“东亚经济研究会”的更详细情报。

“陈先生，初步名单和章程核心内容拿到了。”周世昌将一张纸条放在桌上，“入选的中国会员，多是些在学界鼓吹‘中日亲善’，或在商界与日资往来密切、有求于对方的人物。章程草案里，满篇都是‘共存共荣’、‘经济提携’，但细看条款，无非是想让我国永久提供原料、市场，而他们则掌握技术和工业命脉。”

陈嘉树扫了一眼名单，上面几个名字让他眼神微冷。“他们准备何时正式成立？声势搞得多大？”

“预计在下个月中，地点选在日租界的虹口社交会馆。看样子，是想办得隆重，请不少中外记者，试图一炮打响，占据舆论高地。”

“想造势？”陈嘉树沉吟片刻，“那就让他们先尝尝舆论的滋味。想办法，把这份名单和章程里最核心的几条，不漏痕迹地送到《申报》、《新闻报》几位以敢言着称的记者手里，再给上海总商会里那些民族观念强的理事也送一份。注意，要做得像是他们自己‘偶然’发现的。”

“是，我这就去安排。”周世昌心领神会。

处理完这些，陈嘉树的注意力再次回到了明远机械厂。

生产效率提升的计划初见成效，但管理上的粗放和环节的冗杂仍是隐患。

他召集了厂里的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在黑板上画出了从接单到出货的整个流程。

“我们从今天起，每个环节，领料、加工、检验、流转，都要记录时间。”他环视众人，语气不容置疑，“我不是要追究谁的责任，是要找出浪费时间的地方在哪里。是等图纸？等刀具？还是上下工序衔接不畅？”

这是他引入的初步的“流程优化”概念。

起初，工人们和管理人员都有些不适应，但在陈嘉树“找出问题并改进者，同样有奖”的明确激励下，开始有人尝试着记录和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