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应链的脖子练粗了，黑箱的刀就会换地方。

周二凌晨四点五十，老赵的手机响了三次，都是同一个号码——劳务队长阿勇。

他接起第一句话就听见对方喘得像跑了十公里：“赵总，出事了。工人不干了，堵在门口，说要停工。”

老赵一下清醒：“什么原因？”

阿勇压着火：“他们说工资要延期，说现场红灯太多，工期拖了，甲方不给钱，我们肯定要欠薪。还有人传……传你们那个透明试点要被叫停，干到一半拿不到钱。”

电话那头还有人吵闹：“不给钱就不干！我们不是来做公益的！”

老赵的第一反应不是解释，是一句更硬的命令：“让他们别进作业面，先到临设广场集合，别上架体！我马上到。”

凌晨五点二十，工地门口已经聚了一圈人，烟雾、骂声、脚步声混在一起，像一锅刚烧开的水。

总包经理脸色难看得像被人扇了一巴掌：“林总，他们这是被人煽动的。昨天刚发过一笔生活费，怎么今天就说欠薪？”

林远没跟他讨论“是不是煽动”，只问一句：“工资发放记录、合同节点、下次发薪计划，有没有一页纸能讲清楚？”

总包经理愣住：“这……要翻系统。”

林远看着他，语气很平：“那就是漏洞。你能把扣件追溯到炉号，却把工人最关心的钱追溯不到今天。你觉得他们闹什么？闹的不是制度，闹的是不确定。”

他转身对秘书说：“把‘劳务透明’模块拿出来。今天起，工人情绪也要进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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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点整，临设广场搭起了一块白板，旁边贴着“工人权益说明”四个字。

林远站在白板前，没有拿麦克风，只用正常嗓音喊：“大家先别吵，我只说三件事：今天钱发没发、以后钱怎么发、如果项目停了钱怎么结。”

这三句话像把锅盖按住了一点。因为它们直指工人最核心的恐惧：干了拿不到钱。

阿勇把劳务队分成三排站好，老赵站在侧面，眼神扫着每个人的脸——他在找“带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