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馈赠”的性质，定性为“袍泽私下接济”，淡化其神秘色彩，也堵住了沈墨进一步“帮忙”查探的由头。毕竟，锦衣卫内部军官之间有些私下的银钱往来，虽不合明面规矩，却也并不罕见，只要不涉及敏感，通常上官也会睁只眼闭只眼。

沈墨眼中闪过一丝了然，不再多言，躬身道：“那卑职先告退了。杜经历好生歇息。”

他退了出去，轻轻带上门。厢房里重归寂静，只有那靛蓝色的包袱，沉默地躺在书案一角，在昏黄的光线下，像一个突兀的、带着问号的谜团。

我没有立刻去动它。依旧坐在椅中，慢慢喝着那杯冷茶，任凭冰凉苦涩的液体滑过喉咙，带来一丝清醒的刺痛。目光却如最冷静的解剖刀，将那包袱的每一寸细节都反复审视。粗布的颜色、纹理，包裹的棱角，绳结的系法……没有任何标记，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就像南京城里任何一家杂货铺都能买到的、最普通的包袱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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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送它来的人，绝不普通。

过了足足一炷香的时间，直到确认沈墨已经走远，门外廊下也再无任何异常动静，我才缓缓放下早已空了的茶杯，站起身。右腿传来一阵僵痛，我扶着桌沿，挪到书案后。没有点灯，就着窗外最后一点惨淡的天光，伸出手，解开了那个包袱。

粗布散开，露出里面的东西。最上面是几包用油纸包得严严实实的干货，看形状像是北地的蘑菇、木耳之类。下面垫着几张硝制好的、品相普通的灰鼠皮。而在干货和皮货之间，躺着一个深青色、没有任何纹饰的锦囊，鼓鼓囊囊。

我拿起锦囊，入手沉甸甸的。解开抽绳，将里面的东西倒在书案上。

是银子。但不是散碎银两，而是整整十锭官铸的雪花银，每锭约莫五两，银光闪闪，在昏暗的光线下流转着冰冷而诱人的光泽。五十两。对于我这个“闲职经历”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足以支撑大半年的用度（如果不算额外打点、药费）。但在官场，在那些真正的巨贾豪绅眼里，又算不上什么惊天巨款。恰到好处，既能解困，又不至于惹人眼红。

银子下面，还垫着一张对折起来的、质地较好的棉纸。我展开棉纸，上面没有抬头，没有落款，只有一行用略显拘谨、但笔画清晰的楷书写的话：

“闻兄南下调治，用度或有不便。些微心意，聊佐药石之资。江南地湿，望善自珍摄，以待天时。知名不具。”

字迹是刻意端正的楷书，看不出书写者的个人风格，甚至墨色也均匀得像是拓印上去的。“知名不具”，与骆养性那封信的结尾一模一样。但语气、用词，却与骆养性那封透着上位者矜持与掌控的信截然不同。这封信的语气更平和，更恳切，更像是一位真正关心你处境、又不想给你带来压力的“朋友”的口吻。尤其是“以待天时”四个字，带着一种意味深长的、近乎鼓励的暗示。

是谁？谁会在骆养性之后，用这种方式，给我送钱，还留下这样一封信？

我拿起一锭银子，入手冰冷沉实，翻过来看底部的官铸戳记。是“崇祯元年 南京宝源局”的印记。银子成色很足，边沿整齐，是标准的官银。崇祯元年的官银，距离现在（崇祯五年）不过四年，是相对“新鲜”的官银，在市面上流通也算常见。但这恰恰更麻烦——因为太常见，反而更难追查具体来源。南京宝源局铸造的官银，流向复杂，可以是官俸，可以是军饷，也可以是任何通过官方渠道流出的款项。

我又仔细检查了那张棉纸，对着窗外最后一点天光，看是否有水印、暗记，甚至用指尖轻轻摩挲纸面，感受是否有凹凸。没有。纸是南京本地常见的上好棉纸，墨是普通的松烟墨。除了那行字，再无任何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