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也有极少数目光更为深远者，如徐州别驾糜竺在经商途中听闻，暗自沉吟；远在河北辗转的刘备，从流民口中得知只言片语，虽不甚明了全文，但“唯才是举”四字却悄然印入心中……

许褚这道如同惊雷般的《招贤令》，就像一块巨石投入死水潭中，激起的涟漪远超他最初的预料。

赞誉与鄙夷并存，警惕与期待同在。

它不仅仅是一次人才招募，更像是一份宣言，提前在这个时空中，点燃了关于人才标准、权力基础与社会流动性的思想火花。

而江夏，这个风暴的中心，在吸引了天下无数或热切、或好奇、或敌视的目光的同时，也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悄然积聚着改变时代格局的潜能。

许褚本人，或许还未完全意识到，他这“不拘一格”的旗帜，已经将自己和江夏，推到了历史潮流涌动的前沿。

天下士林与地方豪强的反应则更为复杂、多元，甚至尖锐对立。

一部分恪守经学的正统儒生与世代簪缨的世家大族对此令的反应尤为激烈。

颍川、汝南、弘农等地的一些清流名士聚集议论时，不乏痛心疾首之声：

“礼崩乐坏，莫过于此！治国以德，选士以行。今许褚公然倡言‘盗嫂受金’亦可举用，置圣贤教诲于何地？此令一行，必使小人竞进，君子道消，实乃取乱之道！” 他们将此视为对两汉以来儒家选士标准的彻底背叛，是粗鄙武人对文化秩序的野蛮冲击。

某些地方豪强则从切身利益出发，感到不安：

“若真不论门第，唯才是举，我等世代积累之清誉、人脉，岂非与白身寒士同列？长此以往，家中子弟仕进之途必受挤压。”

这道政令隐隐动摇了他们垄断地方政治、文化的特权基础，尽管许褚目前势力尚未覆盖他们所在州郡，却已让这些人感到了一阵寒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