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年8月中旬，历时一个月的南洋第一届工业博览会，在国家工业展览中心圆满落下帷幕。

闭幕式没有开幕式那般惊雷阵阵，但总结报告上的数字，却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更具说服力。

累计接待参观者超过一百二十万人次，其中海外来客逾十五万；达成直接贸易意向合同金额超过五亿南洋元；吸引直接投资承诺，包括设厂、合资等超十五亿南洋元；

各国媒体相关报道不计其数，“南洋制造”、“华人智慧”、“技术新星”等词汇频繁见诸报端……

这不仅仅是商业上的成功，更是一次国家形象与工业实力的全方位、高光展示。

然而，比这些冷冰冰的数字更意味深长的，是人心与资本的流向。

博览会期间及结束后，一个显著的现象出现了，相当一部分前来参观、洽谈的民国商人、实业家和技术人员，选择了留下。

他们中，有的早在荣家绑架案后便已心生去意，此次博览会成了压垮犹豫的最后一根稻草；有的则是在亲眼目睹了南洋蓬勃的工业气象、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和鼓励实业的政策后，毅然做出了抉择。

沪上纺织业巨子刘国钧，在博览会闭幕后第三天，便与南洋工业发展署签署了在槟城投资建设一座现代化纺织厂的协议，并将家眷接来；

津门化工厂的李烛尘派出了以他儿子为首的技术团队，携部分关键设备南下，与南洋本地化工企业展开深度合作；

甚至一些原国府资源委员会下属的工程师，也通过各种渠道，辞去公职，接受南洋相关企业的高薪聘任……

面对这股突如其来的南下潮，南洋政府反应迅速而高效。

移民局与经济发展委员会联合开通特别技术移民与投资通道，简化手续，提供一站式服务。

对于携带资金、技术或项目的华人，几乎是一路绿灯。短短数周内，便有超过两千户工商业家庭、近万名相关人员正式获得南洋居留权或公民身份。

随之而来的，是海量资本的汹涌注入。

这些来自民国，主要是江浙沪方向的逃难资本，如同决堤之水，疯狂涌入南洋的银行、股市和实体经济领域。

星洲交易所瞬间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交易大厅里人声鼎沸，电话铃声、报价声、经纪人的喊叫声几乎要掀翻屋顶。

行情板上，代表股价的数字疯狂跳动。

“涨！又涨了！星洲航空突破180元了。”